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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宗勇:大家的情怀不能无处安顿
 
 
2015-06-08 14:14 编辑:采访/董亚欣 文/陈会、袁蒙 浏览量:4220人
 
 

 
 



温宗勇院长接受采访中(摄影/范铀)

 

温宗勇的粉丝并不在网络上,而是在他主笔杂志回音悠长的读者群里,在他讲座互动热烈的课堂上,甚至在槐树荫下刚刚修葺过的老四合院里。
“习大大的情怀让百姓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我看了很感动。我这么多年所做的事情就是要留住学问,留住记忆,让城市恢复到常态。”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简称测绘院)院长温宗勇,写书办杂志开讲座,以地信大数据为笔墨,为建设智慧北京的历史学问保护著书立说,让地信服务普罗大众的探索看得见、摸得着,他是一位难能可贵的探索者与传播者。

大部头里的“人生观”
他的情怀,在书里。
2005年,温宗勇担任实行主编的《北京历史学问名城》系列丛书出版。北京的一朝一代,在页码的长河里或涌或缓的前进,北京三千年传统学问与现代生活的机理徐徐展现。在成功学厚黑学和心灵鸡汤当道的图书出版界,得益于200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前国内外公众和媒体对北京历史学问的渴求,丛书第一版很快被抢购一空,好书也要逢时节。
“前前后后花了两年多的时间编写,里面的照片很多都是专家的收藏,其他都是组织摄影师现拍的。”温宗勇觉得,这套丛书表达了他对北京人文历史的一种情怀,更是他对生活在千年古城的普罗大众最真实的生活方式与学问自由的一种思考,于无声处,有种老北京人骑着自行车穿过街衢巷陌的延绵悠长感。
三五年后《北京人文地理》杂志在他的操持下,上市发行。第一期门头沟的穿越京西古道一出街,媒体热议,全城皆知,之后的房山的访古探源、西城的都城之始、延庆的阪泉之野,悠久历史与淳朴古老的民风串连在一起,每一期的影响都很大。温宗勇笑称“一个好汉三个帮”,杂志不仅平台高,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国家文物局、北京市政府领导的关心和重视;而且很多专家和学问大师全程参与,用雅俗共赏的形式,发掘北京独特的人文地理精华。最重要的是,这一“清谈”产生了每年数以千万计的旅游和学问效益。
今年年初,学问城市研究论丛《规划的练成——传统与现代在博弈中平衡》出版,京东当当豆瓣第一时间上架,评论界有学者认为这是北京恢复自我的一个历史性开创性尝试。但是温宗勇清楚现实依然强势,未来的博弈依旧漫长。
在外人看来,经营好测绘院的一亩三分地,已经是一位很成功很有影响力的院长了,可是“另类”的温宗勇为什么还要继续奔走于北京的街巷,还要伏案疾笔自己找累?
“我长期在规划行业,规划应该是给公众构建美好生活和环境的行业,可那时候的规划不被公众理解。我开始反思,大家做的事应该是紧紧贴着老百姓的,不要高高在上,要接地气。我学的城市规划,接受的思想是城市要敬重历史,敬重现状,要留着历史建筑,新的建筑也要与原有的建筑相适应协调。北京在我认为是中国保存最好的一座都城,来了之后看到好房子拆了、绿地占了、脏乱差没人管了。98年我写了一篇反对大修大建的文章,思考了很长时间,当时我是没任何官衔的基层干部,敢写这篇文章是因为我是同济大学规划专业的研究生、学霸,专业过硬底气足。写完后我给规划院院长看、规划局局长看,他们对这些现状也很无奈。这段历史说到这里,这里面有我的成长、我的固执、我的情怀。”
这种无奈,在2000年开始有了转机,机构改革规划局并入规划委,领导履新。这位新领导曾留学日本,任上大胆借鉴日本等国外的历史学问保护方法,大刀阔斧创建城市规划新领域。
“一个人对城市发展的看法其实是对人生态度的看法,很多人在城市发展的大潮中放弃了对自我的认知,随波逐流,我也动摇过,直到遇到这位贵人。”

测绘院里的“三板斧”
他的情怀,在职业里。
奥运年,是温宗勇人生的一个分水岭,调到测绘院任院长。他自认为自己是一个清高有个性的人,但是测绘行业很朴实,人情味很足、很厚道,不需要什么心机,简单和谐,所以很快就融入进来。
书写得好,没想到,管理也不含糊。
“我要把自己的理想放一放,先解决眼前的难题。”他认为,之前的测绘院吃惯了皇粮,只关注院子里的事,不管院子外面的事,完成领导安排的任务就完事了。测绘行业要转型,就要改变封闭、静止的思维方式,未来行业发展一定要跟客户的需求挂钩,不要以不变应万变,守株待兔,有时候盯着细节太久了反而会忽略大局,舍本逐末。
他提出要大测绘,不要小圈子。八个字说明,开放包容、合作共赢。“在大家的核心价值体系里,它是一个有序、递进的关系,因为很封闭,所以第一步是要开放,这样才会有客户过来;开放之后好的坏的都进来了,这必然要包容;合作之后蛋糕做大,大家才能共赢。之后,又逐步形成四个‘一流’,一流的人才、一流的科技、一流的环境、一流的业绩。搞规划就是要凝聚,构建简单和谐的人际关系、忠诚感恩的为人准则、竞争进取的人生态度、齐心协力的团队精神、这些也是大家的核心价值观。”为了找市场找客户,提出了三个“服务”,服务规划、服务政府、服务公众。慢慢的这一套学问体系就形成了,渗透进测绘院人的心中。学问服务于实践,关键也在于实践,实践重在一个转型:生产型转为服务型的、静态的转为动态的、人力的转为高科技的、重生产转为重应用,两个提高:提高社会经济效益、提高社会保障服务能力,三个服务四个愿景。最重要的四个顶层设计,学问立院、科技强院、规划置院、机制兴院。这些都是根据自身发展建立起来的体系,很清晰。
“我对大家的测绘班子说,你们的工作是怎样测得更好、更快,我的工作是把测绘成果怎样用得更好,测绘院的发展在于怎么去拓展业务。目前大家分析、统计、支撑决策的所有数据都是零星的、分散的,大家要从数据仓库向数据超市转变。大家现在提出城市体检,正在研究北京市决策系统平台,市委市政府怎么决策,大家用数据来论证,把数据用在刀刃上。”

高校里的亦师亦友
他的情怀,在课堂上。
他认为,这是规划委留下来的传统。从1999年开始,北京市规划局和北京工业大学联合申请了一项国家自然基金课题“北京城市空间形态研究”,温宗勇经明行修,珍惜且用心。从这个课题开始,走上三尺讲台。这个课题后来成为美国一所州立大学的课题,他被派去做联合研究,在美国的课堂上,不亦乐乎地传递中国价值。他笑称,在国内一般都是在小场合讲话,去美国才体验到大场合也能驾驭。这些年来,在清华大学、中央美院、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建筑大学等还有国外高校的课堂上,他始终为中国城市历史学问保护、地理信息服务城市建设而普及、思考、论证甚至是激辩。但是,光做老师是不够的。
面对高速城镇化与城市建设中所积累的负面问题不绝于耳,而受议最集中的便是中国城市千城一面,城市形象雷同,学问特征丧失。作为城市建设的规划者、实践者,他重入课堂,就读中央美院“学问城市研究中心”博士班。在这所承了深厚的中国画、油画、雕塑和壁画等造型艺术学科,又有蓬勃发展的现代设计和现代建筑学科,还有高质量的师资和宽松活跃学术氛围的高等学府,他和一批批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又有理论水平的同窗,在名师麾下,为中国城市建设上下求索。他的导师潘公凯在“学问城市研究论丛”序言里说,“大家所做的这些,其实还很初步。城市的问题太复杂,即使有了十年的尝试”。
“在测绘行业8年了,就是活得自然一点,我不是工作狂,甚至厌恶过多的工作,有时压力很大时我也有情绪。人生有恐惧,恐惧来自于哪里,第一是否敢什么事情都公开,第二要戒掉劣性的嗜好。习大大说严于律己、严于修身、严于做人,我很认可。人有自然的成长过程,做真我自律自省;城市也一样,不要过度干涉,自然有天道,自然就好。现在提出新常态,就是要让过去习惯了的方式刹车,需要有一种魄力需要坚持。有一句话说所谓新常态,其实就是回归常态。大家过去疯狂的发展常态,现在要回归到理性常态。习大大的情怀让百姓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我看了很感动,我这么多年所做的事情就是要留住学问,留住记忆,让城市恢复到常态。过去三十年大家的引导方针是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些都没有错,是根据时代确定的,但是现在大家到了回归常态的时候。”

 



温宗勇院长与本刊主编董亚欣合影(摄影/范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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