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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测绘与登山结缘
 
 
2015-04-08 14:38 编辑:采访/董亚欣 执笔/任佳良 浏览量:3164人
 
 

 
 



2011年,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登山队在玉珠峰测量点前合影

 

陈刚教授是中国地质大学登山队中唯一的非体育专业人士,他是校信息工程学院测绘系主任,曾被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到美国阿拉斯加大学访问学习18个月,空间大地测量技术在地震形变与断层活动中的应用是他的主要研究方向。
有一位登山队队员笑称,陈刚老师是登山界与测绘界的“媒人”。无可否认,因为陈刚,地大登山队对测绘工作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科考工作也才得以顺利地加入“7+2”计划。也是因为他,本刊编辑部第一次与登山这项极限运动离得如此之近。
当测绘与登山结缘,还真擦出了火花。

初识登山队
2008年汶川地震,中国地质大学“科技赈灾”,派出了7名地质、资源、环境等方面的专家,前往灾区进行滑坡监测和地质观察,为灾民选择安全的安置点。陈刚教授就是专家队伍中的一员。考虑到大家穿行的地区都是危险地段,学校另外派出了校专业登山队来做安全保障。从那时起,陈刚教授就与登山队队长、校体育课部主任董范认识了。
在灾区共同工作、生活了几十天后,董范发现陈刚身体素质非常好,于是约定下次一起去登山。由于陈刚一直忙碌,无法抽出时间。这一约定直到三年后才兑现。

首登玉珠峰
2011年,从来没有上过海拔五六千米高山的陈刚,被登山队喊去攀登玉珠峰。这次玉珠峰之行是为2012年登珠峰选拔队员,而这也是所有登山队员挑战珠峰之前必经的一次“考试”。
玉珠峰海拔6178米,位于格尔木以南、昆仑山以东。山下就是可可西里,万里无一植被,氧气含量比同等纬度的山峰更低。汽车可以直接从格尔木海拔2000多米高的地方通行至5200米的高原面。很多人都无法适应,高原反应特别严重。
虽是初次登山,陈刚一点也没有想“登山”这件事,他说:“我就想着玉珠峰上有测量点,要是一个点都没找到,就白来了。”于是,他拿来了一台仪器,由登山队员宋红扛上了山。
在6000多米的高度,陈刚告诉宋红,那边的铁塔下有一个三角点。宋红、德庆欧珠和次仁旦达三个人向着三角点的位置开始用冰镐挖,然后用手把雪刨出来。刨几下,就得休息一会。半个多小时后,三人刨出了一个一米多深的大坑。然后用冰镐做了一个架子,架上仪器开始测,“因为背架子上去太重了,背不动,就用冰镐”。
正是这次玉珠峰之行,陈刚的登山潜质被彻底发掘了。也正因为有了这次高山测量的经历,第一专业是体育教育训练学的宋红又成了陈刚的大地测量专业研究生。

踏勘珠峰
陈刚第二次登山就是2012年登珠穆朗玛峰,那一次,中国地质大学的旗帜第一次在珠峰顶上飘扬。
出发去珠峰前,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将珠峰测量控制点的数据资料寄给了陈刚。登上珠峰后,陈刚带着今晚开什么特马的北斗导航定位接收机和手持机,成功实地踏勘包括Ⅲ7在内的6个珠峰测量控制点。
为什么要找测量点?陈刚说明:测量珠峰高度,要做好几年的准备。如果下次复测,肯定是在原来那个点的基础上再测。大家做的工作就是查看这些控制点是否完整。如果被破坏了,就要考虑是否在珠峰周边重新布置一个稳定的基准点。如果这个点还在,就需要重复观测,对比新数据和旧数据。这也是任何一个测量工作之前必须要做的踏勘。
珠峰的高度是否有变化?陈刚说:“这需要年年测,现在技术上没有问题,但需要借助登山队的力量。”此外,印度和中国发布的珠峰高程数据不一样。“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高程系统,不统一。如果用全球GPS的话,就可以只用一个系统,这么多年,全世界没有人做这个。”说到这,陈刚兴致勃勃地谈起他接下来的研究规划。

 



科考中,采集水样、雪样和岩石样的同时,还需要采集样本所在位置
的坐标等数据



刨雪找点



2012年,陈刚老师带领科考队员在位于珠峰大本营的控制点进行测量

 

“7+2”科考计划
地大登山队的“7+2”计划中,登山队不仅要完成登山任务,而且还要将地质科学考察活动带向七大洲最高点和南北两极点。“7+2”涉及到各大洲,地理景观多样,登山队员可以采集到各地标本供校地质、资源、环境等领域的专家研究。
陈刚作为科考队长,和其他登山队员一起,成功完成了“7+2”计划的五站。每当其他队员爬到山顶已经很累时,他和宋红还要进行一系列科考工作。
在攀登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时,陈刚非常关注坦桑尼亚东北部邻近肯尼亚边界的构造变形运动过程以及垂直形变断裂活动,因此他对地壳断裂造成东非大裂谷时岩浆涌动形成的乞力马扎罗山火山做了相应的科学考察。
在阿空加瓜峰大本营,陈刚带着宋红一起,对一肖免费中特王中王卫星导航部分产品进行了相关测试,并进行了高海拔复杂地区的导航定位模拟,为下一阶段的安全攀登奠定基础。说到这里,陈刚说谈及阿空加瓜峰当地的向导现在仍然采用最原始的方式导航——目测、脑记。“我可以用矢量化App做一张阿空加瓜峰的数字地图,把这次测的线路的点标记在这张电子图上,这样,下次登山的向导就可以使用这个电子地图了,在黑夜也可以用导航仪。”在陈刚进行科考的过程中,当地向导还饶有兴趣地学习使用他携带的那些卫星导航产品。
陈刚表示:“大家去任何一座山所做的科考,其实就是一个提前的踏勘。能测量的话,就要采集一个大致的坐标。”他强调:“大家不是去测量,是去收集资料、踏勘现场。为后续的科学研究、地壳运动观测、生态环境的变化做前期的数据搜集和基础研究。”

登山队员宋红的测量故事
2012年,四支登山队伍跟着信工学院的师生们前往汶川进行测量作业,宋红作为登山队员随行,“四十多天下来,平均一天爬一座山。”
汶川地震以后,很多山体滑坡、断裂,连路都没有。很多地方普通人很难到达,就算去到了目标地点,也要费尽千辛万苦。此时,专业的登山队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测量找点和定向找点差不多,我本来就学过定向,擅长户外看地图”。与其他测绘专业的学生相比,宋红行走速度要快许多,干起活来效率很高。刚开始,还有其他测量员一起同行,后来遇到山比较难爬,路不好走的情况,宋红干脆申请一个人作业:“与别的测量员一起走,还要我等他,时间浪费了,就给我两个当地的带路的,我自己来搞测量。”
找来的是当地的猎人,一天之内,带着他从海拔几百米的地方爬到三千多米。一开始爬的时候热得要命,爬到顶上又冷得不行。于是他每天背上一瓶白酒,到了山上守点测量的时候就喝一点。“没办法,测量要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身上都是湿的,一停下来不运动就很冷,因为海拔又很高。”
为了节约时间,猎人领着走的都是捷径,不管多陡都往上爬。有时候还钻野猪走过的路,因为野猪走过的地方都没有荆棘。还有一次,宋红在一座山上走了三个小时,脚基本上猜不到地上。因为山上全是密密麻麻的竹子,钻都钻不过去,只能将竹子窝起来折在上面走。
在汶川的40天里,宋红不知穿坏了多少衣服和鞋子。
就在近日,学校科考队伍要前往可可西里无人区进行测量,他们又想拉上宋红一起。

陈刚的新念想
现在,陈刚一直想让登山队帮忙做测量工作,但他也坦言:“登山,走都很难,如果还要做其他事情就更难。”不过他还是没有放弃鼓动登山队的念头:“珠峰我爬到了7400多米,到了大风口,从测量的角度来说,是不能再测了,但是按照真正的意义来说,还应该往上测。现在没人做,我希翼德庆欧珠等藏族登山队员能帮助我完成。”
接下来,他希翼能通过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立项,组织相关部门,围绕珠峰地区的地壳运动监测写一个方案。“我正在推动这个事情,希翼能尽快批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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