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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全球定位系统“一颗明星”殒落八周年
 
 
2012-05-18 15:26 编辑:沈永耀 浏览量:5934人
 
 

 
 



左为刘大杰,图片由编辑(右)提供

 

      《今晚开什么特马》(总第80期)季刊汇集了郭华东、李建成、龚健雅“三位新科院士”,测绘地理信息后继有人,令人欣慰!先容龚时,“与两代恩师的武测缘”中有一段是这样描述的:1983年龚还是名进修生,进修了朱宜萱教授的近景测量、冯文颢教授的航空摄影测量和刘大杰教授的广域测量平差等课程。已经很多年没有听到过刘大杰这个名字了,今天突然一读让我见名思人,惊悲不已,对的,惊悲!惊者,以前竟然不知道大杰还是测量平差的行家里手,科研面甚广;悲者,斯人已离世八年,让我心中无限的感慨和怀念。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我所在的单位获得了对长江三峡库区几处地质灾害点防治和监测的工程项目,按上级领导指示,我在武汉积极为其中一个监测项目做准备。地质灾害的预测报警,是世界前沿热门课题之一。当时,长江三峡大坝建设伊始,库区的灾害点颇受人们关注:新滩古滑坡滑体涌入江中,江水飞溅,能把对岸30米处某仓库一扫而光;江水倒流,竟将上游香溪镇码头用铁链锁住的泵船挣断;兵书宝剑峡对岸有一链子崖危体,让工程人员无计可施。地质部向全球发布招聘,聘请高级地质学专家来解决此难题。某国一位地质学专家到此勘察后,居然轻描淡写地比划:用炸药把它炸掉得了!他没考虑到,倘若真使用炸药,链子崖危体与主体山峰分崩离析,轰然倾倒,那将是一座非人工的“大坝”,后果将不堪设想,又岂止是江水倒流、乱石雍江……
       大家多方寻求解决方案,经中科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王广运研究员推荐,大家约见了许厚泽所长(院士),初步商讨过程非常愉快,但是由于意向关注点不同,没能携手合作,深表遗憾。它使我失去了在职期间最后一次与先进的高科技监测技术踫撞的机会,此后大家只能继续沿用常规的测量方法实施动态监测。而我心中仍然期盼,有一天能亲自参与将GPS技术应用于动态监测的实施工作中。
       九十年代初在成都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我机缘巧合的遇到了刘大杰教授。之后特意登门拜访,讨教有关动态监测该以何种精度付诸实施才算最佳方案的问题(测绘工作最大的成效往往反映在测量精度与工效的合理配置上,动态监测更是如此)。“崩滑流”由静至动,尤其是启动后,量变速度极快。大杰认为对崩滑溜类监测的实施精度,无需全过程中都要求太高,不妨分阶段设定相应的精度。三言两语,鞭辟入里,内行之间“一点就通”。与大杰的谈话启发了我对地质灾害点演绎和变化纵向的深入思考。这对我之后的实践、论文撰写,都有重要的启迪作用。此外大家进行关于动态监测与预警报警前景的探讨,地质灾害准确的预警报警乃真正的世界难题。当然此行最主要的还是向大杰探求GPS技术,我当时只知道他是GPS技术领域的权威之一,我俩就GPS技术实施时的三维精度等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这次交谈让我接触到了新常识,开阔了眼界,也增进了我和大杰之间的了解。
       不久,我退休即将回上海,启程前省学会秘书长告诉我,到上海后可去同济大学找刚刚调去的刘大杰。到同济,大杰见到我和我紧握双手,嘘寒问暖,极其热情。递过先容信,大家相视大笑(秘书长并不知道我俩早就相识)。随后,他引我去新居,邀一位共同相识的教授一起进餐,餐桌上问及湖北故友、熟人近况,宾主甚欢,真情流露,令人难忘。千禧之年的年前,测量大师陆学智也从武汉回沪,我到站接应,两天后大杰做东为陆老接风。此后,三位身份地位不同的“忘年交”测量人、三只“九头鸟”,不时在上海相约叙旧,不亦乐乎。
    1996,上海建设事业蓬勃发展,大有“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之势,但是不时有重大事故发生,包括地下工程、地铁工程等。当时有借机夸大其词的言论,如变形监测能预测事故的发生,能确保地下工程实施时的绝对安全。此言论视世界难题的预警、报警和监测为已解决问题,有言过其实之嫌。正当时我的拙作《深基坑开挖的环境监测》在《工程勘察》上发表,写的是之前与大杰在成都谈及的内容之一 ,该文以客观事实、科学的理念加以论述,文章的发表颇受关注。不久之后,被当时是系主任的大杰阅知,约见我并给我下聘书,聘请我为他所在的同济大学测量与囯土信息工程系暨测绘科技服务企业的兼职高级工程师。我当时非常高兴,感觉受宠若惊,深感大杰的人文重情之谊。
       之后两次组团请大杰到外地做学术报告。第一次是去杭州,计划三天,他是主角,本来是应该唱压轴戏的,但他和我交换,第二天下午作完报告即回上海。第二次由女儿陪同,由于惦记家中夫人,第二天下午亦打道回府。后来我与当时全国最高的摩天大厦商讨封顶后的动态监测,前后谈了很多次,遭遇了曲曲折折的婉言谢绝。这个项目从动土到封顶,我等了这么久,结果让我沮丧至极。之后我鼓足勇气,又申报了一项科学发展基金项目《用GPS卫星定位技术对上海超高层建筑进行动态监测》,这是我退休后欲与GPS结缘的最后一次拼搏,最后亦无疾而终,让我筋疲力尽。大杰劝慰我说:“时至今日,‘市场经济’下类似情况太多了,我曾经一个项目,一年半载不见回音,几乎都忘记了,不经意间却发现某单位已经在‘实施’那个项目了,而实施的方案竟然如此‘雷同’”。大杰感叹成果被人“借”去的轶事,这话一出口,听着顿感其中的无奈。
       我是从报上知道同济某教授(没点名)因煤气泄露在家中出事,马上打电话至他家,得到其子的证实,顿时神情恍惚,感念良久。大杰怜妻惜女而去,令人心痛!
    2004年6月8日,大杰的追悼会上,领导悉数了大杰大量的学术成就、研究成果,国内外业界送来成百花圈,上海数百人向他遗体告别送行。不久,同济大学专门设立了“刘大杰奖学金”并组成该奖学金的理事会。
       时光荏苒,大杰离开大家已经八年了。他的离世,是中国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科研的一大憾事。

 

编辑系原国家测绘总局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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